葛志毅：如何阅读史书

明《孔子圣迹图》之“删述六经”

阅读中国史书是中国人提升文化修养的重要方式之一，故如何阅读史书是很多人希望了解的问题。首先必须清楚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意义。梁启超曾谓：“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如斯言，国学中以史学为最发达，乃最有代表性的学问，故治史成为治学的第一要务。

欲读史书，首先须认识自中国史学产生以来，先后出现的史书内容体例种类，再根据须知晓的历史知识性质之需要，寻求相关体例的史书作为阅读对象。中国史书体例大体可分为三类，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阅读这些史书，须先通晓史书发展存在的大致状况，各类史书的内容性质、区别特征以及各自的阅读适用范围，从而有助于精确选择应读史书之门类名目。

 编年体史书：年经事纬 贯穿古今

史官初设传说发轫于黄帝时。关于史职，最初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之说。《尚书》主要是上古三代帝王朝廷的诏诰文件汇编；《春秋》为鲁国史书，记载了鲁国及相关列国242年的历史。传说孔子曾修《春秋》，寓有微言大义。《春秋》有三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传义，即所谓褒贬义例，且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此褒贬义例乃古代儒家传承的特殊政治化历史理论；《春秋左氏传》异于二传，以传事为主，以史实阐发《春秋》。《春秋》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记事简略，后世对《春秋》记事的了解全凭《春秋左氏传》详赡的历史记事之诠释解读。

《三体石经》之《左传》碑拓 

编年体史书的最大特点是年经事纬，所谓“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春秋》记事于日、月外还要记明四时所在，故有此“以月系时”之说。编年体史书产生最早。《礼记》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中，“属辞”特指史书记载辞例有一定书法原则，“比事”即按时间顺序记载史事发生的先后过程。这说明，自《春秋》始，史书已形成一套特定的记事章法传统。

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编年体史书是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司马光修史受到皇帝支持，宋神宗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司马光修史，专注于“资治”之上，他自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其每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论，视礼乐教化、纲常名分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枢纽，表现出一个王朝正统史家的史观。

《通鉴》编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记1362年史事，取材宏富，除正史外，并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传状碑志300多种。如何处理和使用如此丰富的材料，殊非易事，由此反映出司马光非凡的史学才能。在编纂方法上，司马光亦多有贡献。他先由助手详检史料，作出《丛目》与《长编》，最后由他亲加删削、润色、定稿。《通鉴》附有《通鉴目录》30卷，用年表的形式提挈全书纲领，便于读者循览；并附《通鉴考异》30卷，说明史料的去取原因，可见其严谨的考证方法。后人将司马光与司马迁合称“两司马”，可见对他的推崇。

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明刻本《资治通鉴》

《通鉴》是一部大书，阅读不易。宋元之际的胡三省花30年功夫，为之作一部详实全备的注，对阅读《通鉴》极为有益。其注有以下特点：校勘精当；长于对历史典章、制度、音韵、训诂方面的解释，尤以对地理、职官的相关注述最为后人称道；对前人错误，能一一辨明；增补评论，包括对典章制度得失、其前史家及相关历史事件及人物是非的评论。可以说，胡注是读《通鉴》必备的工具，是古代史注中的杰作。胡三省的事迹鲜为人知，史学家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对其人及胡注进行分析阐述，对了解其人及胡注价值，尤其是深藏于其中的爱国热忱，加以彰显提示，是全面认识胡注的有益之作。

《通鉴》之后，形成了贯穿古今的编年体史书系统。司马光的助手刘恕著《资治通鉴外纪》，补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以前的《通鉴》未记之事。此后，历代皆出现续前、续后之书，如元代金履祥作《通鉴前编》，明代王宗沫、薛应旂各撰《宋元资治通鉴》。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在其书基础上著成《续资治通鉴》，后来居上，徐、毕之书皆续至元代。记明代史事的编年史书有几种，其中以清代夏燮的《明通鉴》较为世人所重。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资治通鉴》手稿

南宋朱熹认为《通鉴》繁重不易读，于是加以删削，主持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其体例效仿《春秋》经传，即叙事仿《春秋》经文列出内容提要，称为纲；仿《春秋左氏传》叙述具体内容，称为目。朱子曰：“《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窈取《春秋》条例，稍加隐栝，别为一书。”他欲以纲常名教等理学正统思想，删削改造《通鉴》，为此手定《凡例》一卷，作为全书思想主导。《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主旨在以正统理学观念批评历史，故史料价值不高，但便利易读是其长处。明代商辂奉敕撰《续资治通鉴纲目》，接叙宋元史事；南轩作《通鉴纲目前编》，补叙上古至三家分晋事。清初康熙作《御批通鉴纲目》，钦定为考试策论标准；乾隆时敕撰《通鉴纲目三编》，专述明代史事。纲目体史书形成了通贯古今的体系，且因其蕴含正统理学思想，在宋元明清时期风行士林。

 纪传体史书：以人为纲 包罗万象

纪传体为正史标准，故“二十四史”皆为纪传体。《史记》《汉书》堪称纪传体典范，但二书互有差异。首先，《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迄于汉武帝时期。全书共130篇，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本纪”即根本纲纪，以在位帝王纪年为据，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其中，五帝年代久远难详，故记述粗略。“表”是各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的条理与补充，以年表为主。如因“三代”绵远，故作《三代世表》；秦末农民战争号令频换，兵争剧烈，故作《秦楚之际月表》详记。“书”即后世的志，是关于经济、文化、军事、精神信仰等典章制度的专史。“世家”专记王侯大族的历史，如《楚世家》《晋世家》相当于国别史；孔子以诗书传家，故作《孔子世家》；陈胜于秦末首事，故作《陈涉世家》；萧何、曹参等汉初开国名臣亦各入“世家”。“列传”记地位特殊或事迹突出的人物，亦包括《匈奴》《朝鲜》《西南夷》等传。“列传”记事较详，往往与“本纪”互相照应。“列传”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传》，自述作者家世身行、著史志向及全书的提要目录。《史记》每篇后皆附“太史公曰”，发表评论或补记事实，体现出司马迁的历史认知和思想情感。

深圳博物馆展出的《史记·伯夷列传》

《史记》有取于其前史著，如战国时《世本》15篇，《世本》一书记录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诸侯大夫，书内即有“本纪”“世家”及“传”，此应为《史记》所本。但司马迁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者纳于一书，使之互相照应，各尽其用，在编年体外开创纪传体，实为其创造性贡献。而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追求宗旨，乃从哲学认识上概括宇宙社会问题本原之卓见。阅读《史记》离不开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班固《汉书》改《史记》纪传体通史为断代史。班固继父业修史，在资料上多采取《史记》，但《汉书》决非简单模仿《史记》，而是有所增益，表现在增传目、增事实、增文章三方面。二书相较，《史记》素朴质直，《汉书》典雅醇厚。

《汉书》断代为史，记述汉高祖至王莽时期230年历史，共100篇，分为12纪、10志、8表、70列传。其删去“世家”，突显出西汉大一统的特征。《汉书》虽为断代史，但也继承了《史记》通代的传统，如《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及10志皆以记西汉典章制度为主，远及上古，近及东汉，较《史记》记载有补续意义，不能以断限不明、体例不纯加以讥议。《汉书》10志承《史记》8书，然内容更为丰富增益，其中《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者乃首创，为后代继承。《艺文志》是目录学开山之作，亦为略具雏形的学术史，价值极高。阅读《汉书》，唐代颜师古《汉书注》、近代王先谦《汉书补注》是必备的工具书。

民国影印版《汉书》

在思想上，班固与司马迁差异极大。司马迁肆直不羁，“成一家之言”犹有战国诸子自由学风遗响。班固成长于儒风醇厚的东汉，其著史自称“旁贯五经”“纬六经”，表现出宗经著史的纯正儒学精神。西汉时，阴阳五行观念泛滥，班固作《五行志》及《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等张扬之，表明其思想上对官方意识的尊奉。《史记》8书以《礼书》《乐书》为首，表现出“三代”以来尊奉礼乐制度的社会历史文化特征。而《汉书》10志以《律历志》为首，是阴阳五行思潮传播的需要。《律历志》对历法阴阳、八卦五行等数理知识的阐释，正是阴阳五行思想探究宇宙万物的自然数理根据。

《史记》《汉书》使纪传史体例规模大体定格，成为“二十四史”的圭臬，二者与《后汉书》《三国志》被习称为“前四史”。一般认为，熟读“前四史”，即已奠定学习史学的基础，这是“前四史”的价值的一方面。范晔《后汉书》原无志，后有学者取司马彪《续汉书》内8志补入，始成纪、传、志全璧。阅读《后汉书》，可参照近代王先谦撰《后汉书集解》。陈寿《三国志》简洁，但失之于略，后裴松之为之作注，引书繁富，据说有200种之多。裴注对陈书有补遗、订续、存异、辨疑之功，与陈书记载有同等价值，须同等看待和阅读使用。近代卢弼《三国志集解》可作为阅读参考。

《史记》8书及《汉书》10志开典章制度记载之例，启后世专记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之风。这类史书称为政书，实则为典制史，其代表为“三通”。唐代杜佑撰《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肃宗、唐代宗时，是一部制度通史。其书以“食货”为首，表明杜佑对民生经济本业的重视。

南宋郑樵撰《通志》200卷，是《史记》之后仅存的大型纪传体通史。其体例仿《史记》，但略有变化，包括纪、谱（即表）、略（即志）、世家、载记、列传，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代，唯20略中典章制度延伸至唐代，主要是宋代以前正史资料剪裁联缀而成。《通志》全书精华在20略，亦唯此可与典志体通史相并，其中《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都邑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昆虫草木略》8略，由郑樵独创。综观20略内容，几乎包括古代文化史的全部，自有可称道之处。郑樵推崇司马迁通史，反对班固断代史，他力主“会通之义”，欲会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贯通古今之世为一史，“求通”是其史学思想的最大特征。

江西省博物馆展出的《文献通考》

宋元之际，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是一部典志体通史，全书348卷，由上古记至南宋宁宗年间，综贯历代典章制度而成。所谓“文”，指从史书记载中采取制度史实；“献”指历代朝臣儒者的评议言论，最后附上马端临的考辨批评，此即《文献通考》的书名及内容体例大概。其书共24考，其中19考乃分析《通典》门类而成，另5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是马端临新创。其中，《经籍考》会集宋代《崇文总目》等四部目录书而成，有浓重的学术文化史意义，这也是它与《通典》的最大不同之处。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加《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再加《清续文献通考》合称“十通”。“十通”卷帙浩繁，是典章制度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只是其中重复颇多，需加注意。

 纪事本末体：具事成篇 究其始末

编年、纪传两体外，尚有纪事本末体，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三大体例。纪事本末体乃受《通鉴》的启发影响而出现。袁枢喜读《通鉴》，但苦其浩博，用8年时间将其改为《通鉴纪事本末》。其书略依《通鉴》顺序，集录《通鉴》原文，但区别事类，据以自立题目。每篇题内各编年月，自为首尾，故名“本末”。书中有正目239篇，部分篇目附录69事，共计308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后周“世宗征淮南”，将《通鉴》所载1362年历史按事目重新编排，创立纪事本末体。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虽以重立事目之法，重新编录，但其忠实继承了《通鉴》原作为政治史的总体特点，保持了司马光原本的著述宗旨。《通鉴纪事本末》贯通纪传、编年两体的历史记事功能，但其既不似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亦不似编年体以年代为经，而是以历史事件为主体，便于明确事件发展原委，以及清楚自然地显现其原因结果，故很受推崇，梁启超称其为旧史“进化之极规”。由于《通鉴》原书具在，故《通鉴纪事本末》的史料价值不高，仅为人们阅读和了解《通鉴》记载内容提供较大方便。

袁枢之后，纪事本末体史书日见增多，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史书系统。断代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西夏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体以记载历史事件为主，与现在的历史记事方法相近，在史料组织及编排叙述上与今日史学有颇多相通之处，因而应用日广，其价值亦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以上结合中国史学发展大略，对各体裁种类的史书及其内容思想特征、相关史书代表名目，作撮要叙述，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理解认识，选择需要者阅读。

作者简介

葛志毅，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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