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妙慈：宋词简史

词是隋唐时期随燕乐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文体，立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而复振于清。清词虽云复振，却始终未能走出师法宋人之藩篱，宋词已成为我们公认的“一代之文学”。让我们追随历史的跫音，探寻宋词的代际嬗变，还原它的倾世风流。

宋 陈清波《湖山春晓图》

北宋前期词：“府邸文化空间”与“市井文化空间”的雅俗分途 

自北宋建国至真宗朝六十余年，北宋词坛基本处于萧条之状。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仁宗朝至英宗朝（1023—1067年），代表词人是晏殊、欧阳修、柳永、张先等。杨义先生认为，晏、欧词与柳永词分别代表着府邸文化空间与市井文化空间。

北宋前期词坛的主流是台阁词人晏殊、欧阳修所代表的“府邸文化空间”，其所展现的是文雅化、贵族化的审美趣味。晏欧词大体延续“花间”、南唐词风，体式以小令为主，内容多为春愁秋恨、相思怨别，风格大多婉媚旖旎。然二人较之前人的突破在于写闺情而气局开阔。晏殊词常能从对具体情事的关注上升至对人世聚散难期、繁华难恃之体认，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欧词言情深挚，但又能以豪情稀释怨情，代表作有《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其豪旷沉挚之词风或影响了后起之苏轼。

柳永词的出现是宋词自具面目之开端。唐世已有慢词之创制，但慢词为文人重视，始于柳永。柳永写作大量慢词，以铺叙展衍的方式、不避俗艳的语言叙写市井细民尤其是下层女性的心曲，且不为“男子作闺音”的风尚所限而时以男子口吻言情，其代表作有《定风波（自春来）》《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自柳永起，宋词的“市井文化空间”与“府邸文化空间”分疆而治，尽态极妍的慢词与宛委幽约的令词殊体并胜，而贯穿整个词史发展的雅俗之辨也于此肇端。柳永亦有高旷浑灏之雅词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但其“俗”之一面对宋词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

若说晏、欧词是唐五代遗音而柳词是宋调，那么多作慢词的张先则兼具二者风格。其慢词多用小令作法，体现了北宋前期词坛从“唐音”转变至“宋调”的过渡型特征，《剪牡丹·舟中闻双琵琶》可为一例。

江西省博物馆展出的晏殊《珠玉词》

北宋中后期词：苏门词人群与大晟词人群“雅化”路径之分殊 

北宋中后期词坛指的是神宗朝至徽宗朝（1068—1125年）的词学活动，代表词人是以苏轼为首的苏门词人群及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群，他们共同创造了宋词的第一个繁荣期。

苏轼的出现使词坛风气有了重大转变。如果说柳永的贡献在于其于文人雅词外另创市井俗词一宗，那么苏轼的贡献在于他以士大夫的雅正趣味突破了词体“艳科”范式，尤其是拨正侧艳俚俗的“柳七风味”。苏轼“以诗为词”，从主体意识、题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对词体进行全面的革新，通过提升词品实现“尊体”，使立意而非音律成为填词首要。由此，词体内容完成了从应歌娱乐到自写襟抱的转变，同时词体风格不再囿于柔婉一途，而是实现了“婉约”“豪放”二体并行。其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驰誉艺林的苏轼周围有许多后辈词人，有直接从属苏门者如“苏门六君子”（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有与苏轼过从甚密者如贺铸、李之仪、毛滂、赵令畤等，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的影响，被统称为“苏门词人”。从严格意义上讲，“苏门词人”并非同一流派，对苏轼的“以诗为词”也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苏轼的“尊体”举动。他们或继武苏轼，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前行，如黄庭坚、晁补之；或恪守词之本色，在借鉴柳永慢词的基础上注入独特的“词心”，推动慢词雅化，如秦观；或将相思怨别的“花间”传统与“美人香草”的寓托传统结合起来，如贺铸。无论如何，在处于词坛声色大开的这一阶段，多数词家皆令、慢兼擅。但也有例外，晏几道固守令词传统，成为“花间”、南唐词风于北宋中叶之强大回流。

宋 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柳永与苏轼的出现使宋代词坛格局恢张，但柳词之浅近卑俗与苏词之不协音律却又提醒人们亟需建立新的词学审美规范，北宋后期的词坛大家周邦彦（号清真居士）正是在这样的词学背景下登场。清真词兼顾了苏词抒情写意的文人特色与柳词音律谐美的词体规范，恢复了词体婉转含蓄、协腔合律的“当行”之美。此外，清真词在言情体物上的穷极工巧及对柳永所创的屯田家法的发展，开后世无数法门，周邦彦也成为宋词史上“结北开南”的重要人物。其代表作有《瑞龙吟·大石春景》等。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设立大晟府，一批通音律、擅倚声的词人供职其中，史称“大晟词人”。曾提举大晟府的周邦彦自是此中领袖，其他重要成员还有俆伸、田为、江汉、晁端礼、晁冲之、万俟咏等。大晟词人的词作大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词作具有柳永词“从俗”的倾向，还有一部分词作体现了其因供职于国家音乐机构而对“雅化”的追求。他们的“趋雅”除了歌咏太平以求立意之雅正外，更多体现为音乐格律之谐雅与遣词造句之典雅。但他们的词多谀颂与艳情，词品多不及苏门词人群。

如果说苏门词人群主要从题材、立意上实现词体雅化，那大晟词人群则更多是从音律、法度上推动词体雅化，二者都显现了宋词从柳永式的市井词逐步走向文雅化的历史进程。

四川眉山三苏祠

南渡词：家国语境下的词坛变声   

靖康之难，社会动荡，南渡词人就在这样的时代剧变中仓促登场。他们生活于南北宋之交（1107—1162年），家国忧患与个体苦闷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创作主题。有阻绝之恨，故有恢复之志，南渡词人的英雄使命意识空前高涨。南渡词坛声名较著者有叶梦得、朱敦儒、向子諲、张元干、陈与义、李清照等。

南渡词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东坡体”盛行，词坛首次掀起大规模的学苏风潮。南渡词人的作品大多可以宋室南迁为界划分为前后期。叶梦得、张元干、向子諲的前期词作不离“花间”尊前之婉美情致，南渡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效法东坡词以述怀言志，词风转为豪宕沉雄，其中张元干更因词风之悲楚激越被视为辛派先驱。此外，朱敦儒词之自然清畅，陈与义词之清旷隽永，皆可谓得东坡词之三昧。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在她之前，词坛的音声大多为男性所发，偶有女性操觚，也影响不大。直到李清照出现，女性词人才真正在词体领域自张一军。易安词意新语隽，善用寻常口语言情。她作《词论》一一品藻历代词坛名家，反对柳永的俗化之词与苏轼的诗化之词，主张词“别是一家”，以维护词之本体特性。南渡后易安之“变声”虽大体坚守词体“本色”传统，但也不乏豪迈壮阔之作如《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可见鲜有人能自绝于时代风潮。

文变染乎世情，正是从南渡词坛的“变声”开始，词体才真正与诗歌一般盱衡世局、自写幽忧，宋代词坛也在“东坡体”的流风遗烈中津途益辟。

清 崔鏏《李清照像》

南宋中后期词：英雄高唱与骚人雅境的连镳并驾  

南宋中后期词坛指的是孝宗朝至理宗朝（1163—1264年）的词学活动。南宋中叶，辛弃疾继武苏轼，又变苏轼清雅旷逸的士夫之词为豪雄沉郁的英雄之词。脱胎清真词而又另辟畛域的姜夔以清空骚雅的词风极大影响了南宋中后期词坛的审美风尚。此阶段的词人基本分属辛派与嗣法周邦彦、姜夔的典雅词派，前者如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陈人杰等，后者如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等。以嘉定和议（1208年）为界，前期词坛主要为辛派的英雄高唱，后期词坛则由典雅词派主导。

提及辛弃疾（号稼轩）的词史地位，人们都会承认他是苏轼之嗣响者。若东坡词展现了达人无累的雅量高致，那么稼轩词表达的则是英雄无路的激扬感愤。在创作手法上，稼轩词在东坡词“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文为词”；在风格上，东坡词清雄超旷，而稼轩词豪雄沉郁。其代表作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

辛派词人阵容强大。辛派先驱张孝祥填词既得苏轼清超雅逸之神，如《念奴娇·过洞庭》，又有悲慨激越之篇，如《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故被视为连接苏、辛之桥梁。此后，无论是陆游、陈亮、刘过等，还是刘克庄、陈人杰等，他们词作中的许国之志和失路之悲与稼轩如出一辙，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词作有稼轩之“气”而乏稼轩之“韵”。

与辛弃疾大致同时的江湖名士姜夔（号白石道人）绍继周邦彦，又撷取稼轩词的清劲之气与江西诗派的瘦硬之貌，故变清真词之软媚缛丽为澹雅清隽，于“花间”之风流华美与苏、辛之豪宕雄杰外别立“清空骚雅”一宗，成为南宋“雅词”的标志性人物。其代表作有《暗香（旧时月色）》等。

《中国古代文学家——辛弃疾》纪念邮票

南渡以来，词坛“复雅”呼声日渐高涨，至姜夔重树风雅大纛，词坛讲音律、重词法、尚柔婉之风再度劲吹。年代与姜夔相近的史达祖、高观国所作词作奇秀工巧，清逸醇雅。开禧北伐失败后，偏安政局已成定势，虽然辛派词人的黄钟大吕之声高风未沫，但时代审美主潮已转移到以姜夔为首而又远绍周邦彦的典雅词派。比之北宋时期针对词体淫艳、俚俗与不协音律的“雅化”路径，南宋中后期的“复雅”论调又新增了反对辛派词人粗豪的内涵。

吴文英（号梦窗）是继姜夔之后，为“清真范式”开辟新境的人物。白石词与梦窗词皆脱胎于清真词，不同的是，白石词化清真词之绵丽为清疏，梦窗词则返归清真词之秾挚。章法结构之错综跳跃，用字炼句之生新出奇，兼之故实之多且僻，使梦窗词在清真词之外另开质实密丽、奇险艰涩之境。吴文英成为与辛、姜鼎足而三的南宋词坛大家。其代表作有《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等。

南宋中后期由辛派与典雅词派迭长坛坫，诣微造极，堂庑大开，成为宋词史的第二个繁荣期，英雄高唱与骚人雅境也成为南宋词最重要的两大特征。取法二派者奕代继作，到了清代，二派更成为不同阵营的词学家导扬一代新风的理论资源。苏、辛之于阳羡词派，姜夔及其后学张炎之于浙西词派，吴文英之于晚清四大家，皆为牖启来者的不祧之祖。

江西省博物馆展出的姜夔《白石道人歌曲》

宋末词坛：亡国之音中的异派合流

宋末词坛主要指宋元之际（1265—1320年）的词学活动，这时期的词坛主力依然是继轨周、姜的典雅词派与取法稼轩的辛派后学，然因宗社丘墟，英雄高唱与骚人低吟都染上了“亡国之音”的悲凉底色。

典雅词派发展到宋末元初，前有“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可供取则，当世则有张炎之词话著作《词源》与周密之词选范本《绝妙好词》大廓门庭。在创作上，国变使他们的词作多在婉雅典丽中流贯着郁勃悲楚之气。王沂孙、周密、张炎、陈允平皆为重要代表，而声名最著者为王、张二人。

王沂孙于咏物一道用力最勤，其词一方面能做到体物精工，另一方面又能于咏物中寄托家国身世之慨，故清代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都对他评价甚高。其代表作有《齐天乐·蝉》等。

张炎在创作上踵武姜夔，词风清苍韶秀，复以《词源》推尊“清空”“骚雅”之风，成为清雅词派最重要的嗣法传法者。其代表作有《解连环·孤雁》等。

宋室陵夷，除少数人外，辛派“英雄救世”之音已大体被“遗民伤时”之叹取代。呵天问地的狂者一变而为履洁含贞的狷者，其词情词风也不可避免地由壮而悲。此派代表词人主要有文天祥、刘辰翁、蒋捷等，其中成就最高者为蒋捷。

北京文天祥祠

作为南宋主战派大臣的文天祥，填词不过余事，然因其独肩弘巨之心怀，故能以千钧之笔发为穿云裂石之响，他的词作成为英雄高唱的末代余响。其代表作有《酹江月（乾坤能大）》。

刘辰翁服膺稼轩，其胆气开张之词风与“以文为词”之笔法亦颇类稼轩，如作于宋亡前夕的《六州歌头（向来人道）》。宋亡后，刘辰翁更多在词中展示了一己之恻怆劳悴，如《兰陵王·丙子送春》。

蒋捷的词通俗明快中又见纤妍俊逸，兼融辛派与典雅词派之长，《虞美人·听雨》乃为著例。因其词多用直笔，且极大影响了清代继武苏、辛的阳羡词派，故仍被视作辛派词人。蒋捷较少沾染辛派后学的粗豪之弊，其词一气斡旋而又凄切掩抑，《贺新郎·兵后寓吴》可为代表。

南宋末年，因亡国之音的悲凉底色，词坛的流派风格已不十分突出。辛派与典雅词派在题材选择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最典型如刘辰翁、蒋捷、周密、陈允平等都作元夕词缅怀故国繁华，可见宋末词坛对个体风格乃至流派风格的强调已让位于身阅鼎革的共情表达。

宋词见证过人心燠凉、世事完缺，于刚柔相济、雅郑杂陈中将繁华转烛的过往娓娓道来。那些沉淀在宋词里的生命锐气与历史温度，成就了它“一代之文学”的高度，也重塑了国人的心灵谱系。

作者简介

邓妙慈，文学博士，五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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